第35章晋国最后的辉煌 (第1/2页)

在晋悼公整顿内政、加强实力、为争夺霸权做准备的过程中，有一个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这个人就是魏氏家族的魏绛。
　　
　　魏绛，姬姓，魏氏，乃魏準之孙，魏武子之子，出身于世家大族。悼公即位元年，为了拉拢强族，对世家子弟广泛进行封赏，魏绛本人即在此时被任命为中军司马，负责执掌军中法度，地位已经相当于赵盾时代的韩厥。
　　
　　魏绛虽因家族关系而得以位列八卿，但在辅佐晋悼公期间却是真正做到了以国家利益为重，殚精竭虑，积极为国君出谋划策。魏绛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功绩，主要有以下四点：
　　
　　一、执法严正，不畏权贵。
　　
　　魏绛为人刚正不阿，执法十分严正，即使对贵族强家也是一视同仁，绝不姑息妥协。而为了做到公平、公正的执法，魏绛甚至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。
　　
　　晋悼公即位之后的第四年，召集诸侯会盟，一则是借以炫耀晋国的武力和地位，二则也是试探诸侯对晋国的态度，为称霸中原做准备。而悼公的弟弟杨干却无视法纪，肆意扰乱悼公随行仪仗队伍的行列。魏绛身为中军司马，为了严明军法，在诸侯面前不堕晋国国威，冒死当众处决杨干的驾车之仆。此举虽使魏绛声名远播，为其赢得了清廉刚正之命，但却使晋悼公大为恼怒。悼公认为魏绛是借侮辱杨干来侮辱自己，其行为是对国君的“大不敬”，因而不顾众人劝阻，坚持要将魏绛处死。
　　
　　而魏绛也早已做好就死准备，执法完毕后即上书向悼公陈述行刑理由，说“军师不武，执事不敬，罪莫大焉”，表明自己身为司马，平日管理不严，才会导致杨干这样扰乱军纪的行为出现，自己理应对此事负责；但诸侯会盟之时，若不以国家利益为重，枉纵杨干之仆，只怕引来诸侯嗤笑，不利于晋国日后争霸。魏绛同时表明，自己未能尽职尽责整顿军纪于前，折辱公室贵族于后，愿一死以谢罪。晋悼公在读完魏绛的陈情书后深感愧疚，匆忙之间赤足奔于朝堂赦免魏绛，事后又专门设宴向魏绛赔罪。
　　
　　二、深谋远虑，力主和戎。
　　
　　杀杨干之仆这件事令晋悼公充分认识到了魏绛的贤德和能力，不久即攫升其为新军将佐。也正是在新军将佐的任上，魏绛向悼公提出了“和戎”之策，这可以称得上是其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贡献。
　　
　　戎狄与晋国相邻，多次侵扰其北部郡治，成为晋国重要的祸患之一，也是晋悼公南下争霸的重要障碍。而魏绛以前，晋国处理与戎狄关系的方法一向是与其进行战争，而从无“和戎”之说。
　　
　　因而最初魏绛向悼公提出“和戎”之策时，悼公并不能理解这项计划的积极意义，反而拒绝说：“戎狄无亲而贪，不如伐之。”魏绛并不气馁，从国家大局出发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有理有据地向悼公说明了“和戎”五点好处：
　　
　　第一，“戎狄荐居，贯货易土，土可贾焉”，戎狄为马上民族，以游牧为主，因而轻视土地，重视财物。晋国可以利用戎狄的这一特性以财物向其换取土地，从而扩大晋国北部边界。
　　
　　第二，“边鄙不耸，民押其野，穑人成功”，与戎狄的连年战争导致晋国北鄙农事荒废，人民也十分疲敝。而与戎狄修好，则人民自可安居乐业、回归土地，农业生产就可以得到保证。
　　
　　第三，“戎狄事晋，四邻振动”，戎狄归降晋国，诸侯必然要受到震动，如此则晋国的国威必将大震。
　　
　　第四，“以德绥戎，师徒不勤，甲兵不顿”，消弭战争，既可以休养军队，也可以节约保存战争物资。
　　
　　第五，“鉴于后羿，而用德度，远至迩安”，魏绛从历史出发，以史为鉴，认为只有以德服人，才能真正长治久安。
　　
　　晋悼公也终于被魏绛说服，命令魏绛为使者出使和戎。八年之后，晋与戎狄之间便做到了和睦相处，边境之间也几乎再无战争，晋悼公南下争霸也解除了后顾之忧。
　　
　　三、领兵作战，居功不傲。
　　
　　魏绛除了执法刚正、深谋远虑之外，还是一位难得的将才，领军作战多有功劳：《左传》载鲁襄公九年（公元前564年），魏绛与赵武率师斩行禀；十年（公元前563年），与士鲂戍梧及制；十三年（公元前560年），佐栾黡将下军救寺；十八年（公元前555年），与栾盈以下军克寺。虽然现在因为史料缺失而无法得知其行军布阵的详细情形，但却可以从“魏绛多功”的评语中想见其赫赫战功。
　　
　　但难得的是，魏绛虽在晋国的对外征战中立下赫赫战功，但却不居功自傲，情愿为他人副手，多次将战功拱手让人。这虽然是魏绛谦逊有礼的作风使然，但客观上却也有利于保持晋悼公诸将领之间的和谐，最大程度上削减了因为内讧而造成的国力衰退。
　　
　　四、居安思危，如履薄冰。
　　
　　鲁襄公十一年（公元前562年），宋、齐、晋、卫等十二国联合进攻郑国。郑国国君恐慌，因而命人向十二国中最为强大的晋国求和。在晋悼公的授意下，其他十一国也停止了对郑国的围攻。郑国国君为了表示对晋国的感谢，派人赠与悼公大批礼物，其中包括歌伎十六人、乐师三人，以及兵甲齐备的兵车一百乘。
　　
　　晋悼公非常高兴，以“乐之半”赐魏绛，并说：“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。八年之中，九合诸侯，如乐之和，无所不谐，请与子乐之。”晋悼公时年未满三十岁，而八年之中，已九次与诸侯会盟，风光程度可谓一时无二，因而难免生出骄纵之心。
　　
　　而魏绛则敏锐地觉察到了悼公骄傲自满的苗头，虽辞谢再三之后不得不将礼物收下，但却正色劝诫悼公说：“夫乐以安德，义以处之，礼以行之，信以守之，仁以厉之，而后可以殿邦国，同福禄，来远人，所谓乐也。《书》曰：‘居安思危。’思则由备，有备无患。敢一次规。”（《左传·襄公十一年》）魏绛此段话，意在警告晋悼公，晋国现在虽国势强盛，但要时刻思考到危险，只有这样才能时时做好防备，避免祸患的发生。
　　
　　晋悼公在听完魏绛的告诫之后，深以为愧，更明白魏绛时时刻刻都牵挂着晋国国君和百姓的安慰，因而此后对其更加敬重。
　　
　　观魏绛一生，自其以家世列卿以来，兢兢业业，小心谨慎，对悼公忠心不二，在晋国中兴霸权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他最终因功改封在安邑（今属山西运城），死后谥号曰“庄”，后世也因此多称其为“魏庄子”。
　　
　　晋悼公由雒邑回国承袭晋侯之位时，年仅十四岁，然而其从国境走入国都，从国都进入朝堂的每一步都走得从容不迫，既没有对于君位的迫切渴求，也没有对权臣世家的屈节奉承。可以说，十四岁的公子周在晋国朝堂上的首次亮相十分精彩，有力地震慑了群臣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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