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百二十八章 吴中绝技 (第1/2页)

“谁建造了七座城门的底比斯？史书上写着诸位国王的名字，是国王们亲自搬运的石头么？金璧辉煌的利马城内，住着它的建造者？西班牙的菲利普在无敌舰队沉默时流下眼泪，就没有别人哭么？”
　　
　　——节选《一个工人读历史的疑问》（德）剧作家，诗人贝托尔特·布莱希特——
　　
　　刻版这门技艺。
　　
　　手中的刻刀即是画笔，刀触即笔触。
　　
　　其他绘画领域讲究行笔用笔，版画使用雕刻法制版的时候，则讲究行刀用刀。
　　
　　脑海里的信息如伊洛瓦底江和仰光河的交汇处，每年雨季濒临结束时的潮水，一浪又一浪的打来。
　　
　　他仿佛站在一间老旧的古代工坊之中，凝望着一个青衣男子。
　　
　　男人坐在窗边用解玉砂磨石雕玉。
　　
　　他站在厅中对着木料刻板。
　　
　　站在夕阳之中，用刀形似弯月的银亮小铁刀，在一枚小小的扳指之上，一条又一条的镌缕马尾奔跑间，如发的飞扬鬃毛。
　　
　　从日升到日落。
　　
　　从日落又到日升。
　　
　　窗外的菊花开了又败，败了复开。
　　
　　开开又败败。
　　
　　月月又年年。
　　
　　明代承袭了元代的匠户制度，将人分为了三种。
　　
　　三者之间不能互相流通。
　　
　　曰民、曰军，曰匠。
　　
　　匠人身份最下，不得脱籍改业，不得为官，不得科举。
　　
　　子子孙孙世代承袭。
　　
　　到了嘉靖年间。
　　
　　匠户制度已经名存实亡。
　　
　　可工匠的一生仍然活的卑微而艰辛。
　　
　　同为艺术行业，如果说南派画宗的士大夫们，如董其昌、文徽明等显贵文人清流，他们从生下来那一刻便生在仆役环伺的深宅大院之中。
　　
　　入仕可与天子坐而论道。
　　
　　归隐则可邀三、五好友，于楼船画坊之间，看着钱塘江上的涛涛江水。
　　
　　纵使仕不能仕，隐不得隐。
　　
　　也可将一腔才情皆付与酒肆歌会，在美婢舞姬旋转飞扬的裙摆中，在才子佳人的颂诗唱和中，一把将手里的白玉杯抛掷出窗外，高唱一句“半醒半醉日复日，花落花开年复年”，撵一株桃花笑答一声“大势已不可为，国破家亡之迹，不过一死以报君王而已，诸君不如共看此刻大好春光？”
　　
　　在珠宝珍馐所堆积起来的小桥流水的江南园林中，他们可以过着鲜花开烂，永远没有尽头的春天。
　　
　　他们的一生往往充斥着恋酒迷花的浪漫色彩。
　　
　　但陆子冈不行。
　　
　　陆子冈不是文人，不是士大夫，他只是一位工匠。
　　
　　所有的那些唱和，所有的那些繁华，所有的那些翻卷的裙摆与污浊的酒浆，都注定了与匠人没有关系。
　　
　　莒国公的后裔，兵部主事的孙子唐伯虎，他有他的仇苦，可在最落魄的时候，他也不会缺友人的慷慨接济，也可以看着美人如画的眉眼沉沉的醉去。
　　
　　陆子冈没有这样的放纵的权力。
　　
　　工匠不是搅动波涛的弄潮者。
　　
　　匠人生命的如水中清萍，在达官贵人的喜怒无常中，随着波涛而起伏。
　　
　　匠人的技艺就是他们唯一所能拥有的根。
　　
　　他们的身家性命，前途命运，全部的全部，都寄托在手中的一把刻刀之上。
　　
　　顾为经站在了那家雕刻工坊之中。
　　
　　数百个日头，数千个日头，数十年都融为了这寂寂的一刹那。
　　
　　窗外的菊花开败了无数次，无数個人影在其中穿行。
　　
　　初时多为麻衣布衣的学徒。
　　
　　后多了些行走的商贾，从小商贩到戴着金玉配饰的大商贾。
　　
　　又变成了宽衣博袖头戴方巾的士大夫。
　　
　　到了最后，甚至出现了御用监绣有海水的蓝袍内官的身影。
　　
　　顾为经明白，这意味着陆子冈的名声越来越大，他的雕刻技法在被越来越广的传颂，在被越来越多的公卿贵胄们所认可和喜爱。
　　
　　对比历史上绝大多数没有留下自己姓名的工匠，那些因为造出的物品不符上意而失势获罪的匠人。
　　
　　他无疑是幸运的。
　　
　　但在绝大多数时候，在这些川流不息的层叠幻影中，最多的依旧是独身一人的陆子冈。
　　
　　没有妻子，没有朋友。
　　
　　凝固般的寂寞里，这有凝固般的一个男人……还有他掌中啄玉的工具，雕版的刻刀。
　　
　　技艺就是他的妻子，也是他唯一的友人。
　　
　　顾为经在一瞬间，在这些同时存在的交错的身影中，目睹了他的少年、青年与老年。
　　
　　他的身形变高又变矮。
　　
　　工具台移了几次位置，作坊内又多添了几处陈设，墙上也多了几幅名人的字画。
　　
　　唯一不变的。
　　
　　就是窗外的菊花，与手中的雕刀。
　　
　　陆子冈一生中以将文人画的风骨与线条，全部都完整的保留到了刻画技法之中而闻名。
　　
　　甚至以此赢得了东夏封建历史上工匠的最高荣誉——留名。
　　
　　是的。
　　
　　对于士大夫来说，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是最为天经地义，理所应当不过的事情，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剥夺的权力。
　　
　　碰上乾隆这样的盖戳爱好者，一生刻了1000多方各种章的主。
　　
　　不管是不是自己的作品，人家都喜欢打桩机成精一样盖个自己的章上去。
　　
　　自己盖累了让小太监盖，小太监盖完了自己再撸胳膊接着盖。王羲之的《快雨时晴贴》，全文共二十八个字，乾隆愣是给硬盖了170个章上去。
　　
　　把字贴整的跟视频弹幕似的，密密麻麻。
　　
　　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的《中秋贴》的待遇明显要好的多，全文三十余个字，乾隆爷也就往上盖了80来个私章而已，“字章比”倒是已然低了不少。
　　
　　但工匠来说。
　　
　　无论所制造的器物有多么的精美，是玉匠、木匠、石匠还是铁匠，是景德镇烧瓷的还是宜兴造紫砂壶的。
　　
　　工匠从来都没有过在自己所制作的物品上留名的权利。
　　
　　秦始皇的兵马佣底坐上留名整责任质检，或者朱元璋搞监工，让匠人在城墙砖上刻名，砖坏了，就把工匠拖出去砍了狗头，这种事情不算。
　　
　　在艺术领域，“匠”和“器”是分开的。
　　
　　器是雅器，民是贱民。
　　
　　雕龙嵌凤，流光溢彩，玲珑剔透，这些字眼一旦加上匠人的名字就变得俗气了。
　　
　　在权贵士大夫的眼中。
　　
　　匠人不是人，他们是一只托盘，一只河蚌、一只漆匣，他们只是承载美丽的容器，哪里有漆匣在其内的满腔金玉珠翠上掉漆染色的道理？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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